东西问丨鞠建东：美国为何把关税变“政治工具”？

　　中新社北京8月1日电 题：美国为何把关税变“政治工具”？

　　——专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任鞠建东

　　中新社记者 王梦瑶

　　美国再发关税威胁。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

　　事实上，自2025年4月以来，美国频频举起“关税大棒”，无论盟友还是非盟友均受到不同程度冲击。这为美国换来了欧盟、日韩等国数千亿美元的单边开放、投资与采购承诺等利好，却使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持续保持高位。

　　关税这一国际贸易政策工具，如今为何在美国变成了政治工具？这对全球经贸往来产生了哪些影响？美国普通民众是否真正从中受益？

　　就特朗普2.0的一系列关税问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鞠建东课题组近日发布研究报告《特朗普关税2.0》，鞠建东代表课题组就组内研究成果，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特朗普关税2.0》指出，2025年美国关税从全面的“对等关税”冲击，演变为用“关税换承诺”的政治工具，这个观点怎么理解？

　　鞠建东：核心是关税的功能发生了变化。

　　2025年4月以来，美国先以覆盖面广、税率高的所谓“对等关税”制造冲击，随后暂停部分措施，转向同主要经济体逐一谈判，以撤回一部分威胁为筹码，要求对方作出单向或高度不对称的让步。

　　和传统互惠贸易协定强调权利义务平衡不同，“关税换承诺”模式下，美国仍保留较高关税和再次加码的权力，伙伴国却要提前兑现采购、投资和规则配合，这就是称其为“政治工具”的原因。

　　中新社记者：报告中把美国的这种尝试称为“暴力再平衡”，美国国内面临哪些问题，处在什么阶段，为什么需要“再平衡”？

　　鞠建东：美国当前处在“旧全球化收益下降、国内政治要求重新分配、但新产业体系尚未形成”的过渡期，其经济的核心矛盾并不只是对某一个国家的贸易逆差，而是国内储蓄不足、财政赤字较大、消费和投资长期依赖外部资本、制造业和部分产业能力持续外移等一系列问题。

　　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再平衡”解决上述问题。但正常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见效慢、政治成本高，相比之下，关税是一种可以快速展示、容易被公众感知的工具，因此被用来替代更艰难的国内结构改革。

　　称其“暴力”，是因为这是一种利用行政力量推动的跨国资源重配，而不是市场自发形成的平衡。

　　中新社记者：从对象看，无论盟国还是非盟国都受到了美国“关税大棒”的冲击，为什么？

　　鞠建东：这个现象看似反常，其实反映了特朗普关税2.0的目标已经超出传统的“敌我区分”。

　　美国并不是只想惩罚某个竞争对手，而是要重写其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交易条件，因此盟友身份并不能自动换来关税豁免。

　　对欧盟、日本、韩国等盟友，美国的逻辑是“安全同盟不等于经济免费”。这些经济体对美国市场依赖较深，同时在汽车、机械、半导体、医药、钢铁等行业具有竞争力。美国希望借关税迫使它们增加对美能源和农产品采购、扩大在美投资，并在关键矿产、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和技术标准上与美国保持一致。

　　从更深层看，美国正在推动一种“俱乐部化”贸易秩序：不同国家获得不同税率和准入条件，取决于是否接受美国提出的投资、采购和供应链规则。其目标不是维持统一、非歧视的多边规则，而是围绕美国市场建立分层网络。

　　正因如此，盟友、伙伴和非盟友都会受到冲击，只是其承受的形式不同：盟友更多是以投资和规则配合换取稳定，新兴市场更多承受原产地和转运约束，战略自主国家则面临更直接的关税和谈判压力。

　　中新社记者：中国贸促会数据显示，2025年4月以来，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受到美国对等关税措施的剧烈“搅动”。这种“搅动”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鞠建东：所谓被“剧烈搅动”，首先体现在政策覆盖面和变化速度都大幅上升。过去的贸易摩擦往往集中在某些产品或少数国家，而2025年开始的所谓“对等关税”同时覆盖大量经济体，税率又经历宣布、暂停、谈判、调整和重新执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因此升至历史高位。

　　第二，摩擦从边境关税扩展到供应链内部。美国与伙伴达成的协议包含原产地、反规避、数字贸易、投资审查等条款。企业不仅要缴税，还要证明零部件来自哪里、资本由谁控制、技术能否出口等问题，这使全球贸易进入“高合规成本”状态，同一企业可能需要为美国、欧盟和其他市场维持不同供应链。

　　第三，贸易流向被重新分配。中美直接贸易明显收缩，但全球贸易并未同步消失，部分订单转向越南、墨西哥、东盟和其他节点。短期内，抢出口、提前进口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还支撑了全球贸易增长；但库存消化后，增速面临放缓。更重要的是，贸易转移并不等于效率提高，企业可能为了规避关税选择成本更高的供应商或重复建设产能。

　　中新社记者：目前来看，美国的关税胁迫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对美国普通民众的日常工作生活有何影响？

　　鞠建东：可以说，美国达到了“局部收割”和“规则施压”的部分预期，却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结构再平衡。

　　短期看，美国关税收入显著增加，一些经济体作出了金额巨大的投资和采购承诺，不少国家在市场开放、关键矿产和供应链规则等方面作出配合。就谈判政治而言，美国成功把“是否获得较低关税”变成各国必须与其单独谈判的问题，强化了美国市场的议价权。

　　长期效果尚未证实，甚至可能出现相反结果：全球贸易成本上升、供应链碎片化、美国消费者福利下降，贸易逆差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

　　从美国内部来看，受保护行业和获得政府订单的地区可能短期受益；在高度依赖进口的城市，消费者、零售业、中小制造企业和低收入家庭，则更容易承担更高成本。收益集中在少数行业和政府财政，成本却分散到大量家庭和企业。

　　普通民众最终关心的是商品是否更贵、工作是否稳定、工资能否跑赢物价。以这个标准衡量，关税2.0对美国民众的长期净影响并不乐观。(完)

　　受访者简介：

　　鞠建东，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任，中国国际贸易研究会(CTRG)主席，《大国竞争与世界秩序重构》作者。鞠建东课题组聚焦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绿色金融、AI+金融等领域，长期从事大国竞争的理论与政策研究，提出“三足鼎立、竞争共存”的新世界秩序框架。